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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基因或被植入十八大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说，尽管“文革”在《决议》中被全面否定，但是近10年来，“文革”却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词，不允许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有人竟公开打出拥护“文革”的旗号。 他说：“『乌有之乡』甚至歌颂『四人帮』，在它的网站上可以辱骂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导人。” 吴稼祥说，这是80年代邓力群主导意识形态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来，提倡主旋律，抵制西方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正在被复制到今天。 他说：“『文革』残渣余孽的泛起，就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社会。他(温家宝)要不说话，不上去阻挡一下，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不会对十八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可能文革的基因被植入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将於今年秋天举行，届时中共领导核心将进行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於“唱红打黑”而声名远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角逐九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不过，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以及薄在重庆推行的“文革”政治运动式做法，终於使他被革职。 手段也必须合法 经济学家茅於轼认为，温家宝说“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是有道理的。 他说：“很简单，一个公安局长在重庆都得不到人身保护，要找到美国领事馆去求保护。那普通的人在重庆能得到保护了吗?所以，重庆变成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了。王立军所揭出来的事也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没有人身保护的社会就是文革时候的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目标伟大，就不必计较手段。联系到重庆的做法，作家戴晴说，这种观念跟法治社会是相抵触的。 她说：“就算你打黑打掉的真是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你用什麽办法?如果你用专政的手段、专制的手段、用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手段、用不公开的手段、用不可以讨论的手段来做的这件事，就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过程是违法的，那麽你的目标说得再漂亮，我不信。” “文革”亲历者反感唱红歌 薄熙来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唱红歌”。红歌运动不仅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还要唱到北京去，唱到香港去。积极参加者或者为其叫好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也引起众多“文革”过来人的反感。戴晴就拒绝唱红歌。 她说：“我算是一个醒悟了的人。我自己知道，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我是如此之愚昧。这是我一生的痛啊!我不能再不断扒开我这伤口，来给这伤口撒盐。我得罪死你们，我也不唱。”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认为，问题不在於唱几首歌，而在於如何对待历史。他说：“薄熙来说『唱红』何罪之有?几亿人口吃不饱饭，头天上床，第二天爬不起来，饿死了，这些老百姓何罪之有啊!他们饿死了，被整死了，娃娃上不了学，十年不办大学，这麽大的损失老百姓何罪之有啊!现在你们还颠倒是非，还要神化，走错误路线。那当然是复辟『文革』了。” 曹思源说，是否坚持“文革”思想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待毛泽东路线和思想的态度。 要守住《决议》的底线 其实，复辟“文革”的思潮早已引起中国精英的警惕。去年，在纪念《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说，在举什麽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并试图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呼吁守住《决议》的底线。他说，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曹思源肯定了《决议》在分清是非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认为《决议》没有讲清楚“文革”错误的根源。他说，如果制度正确，毛的错误本是可以纠正的。 戴晴表示，要说灾难，就不能只说“文革”，而应该从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说起。 不过，戴晴并不认为“文革”会马上死灰复燃。她说，产生“文革”需要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经过多年造神运动产生的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第二是培养一大批无限忠於这个无上权威的百姓。 她说："就现在薄熙来想要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然後在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之下，再造出几亿个当初像我们这样的大笨蛋，那麽敬神的百姓。这两个基本条件都没有。" 重庆市委被改组了，温总理也向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发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曹思源说，这只是“文革”复辟派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不表明左倾势力会完全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认为，归根结底，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新京报》社论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